摇头晃脑去读经
读经:从小优化培养
全日制的读经班“孟母堂”虽被定义为私塾而面临办学困境,但类似于夏令营的课余读经班还是受到了家长们的热捧。一些家庭条件好、平时学习不错、被寄以厚望的孩子,会被送来进行“国学启蒙”。他们的父母通常是业务繁忙的企业主,将孩子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,有些甚至要求周末全托。
据在上海开办了“优培少儿国学班”的陆老师介绍,刚被送来的孩子,都会背几首简单的唐诗,但对《三字经》、《论语》知之不多。读经班的老师会引导他们“吟、颂、还”———首先摇头晃脑跟着老师念,然后自己念,最后“还课于老师”,测验是否习得。在这里,因为主要采用背诵方式,所以这些孩子并不觉得《易经》比《诗经》更难,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也变得简单了。语感在是情境中熏陶出来的,而等到他们年岁渐长,阅历丰富了,明白了当中的真义,自然一生受益了。
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,读经班专门设置了完全不同于正规课堂的“国学程序”,比如给孔子像上香、脱鞋才能进入教室,桌椅换成小矮几和小蒲团,老师面前放一把戒尺,用敲石磬代替上下课的铃声……陆老师说,以后条件成熟了,还会考虑定制汉服作为孩子们的校服,给他们戴一顶小帽子。这些看似繁文缛节的形式,恰恰是吸引孩子注意力的地方,通过崇高的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,再顽皮的孩子在课堂中都变得彬彬有礼,逢年过节还会给家中长辈作揖呢。
孩子们从古代经典中确实可以学到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。孔子时代定下的“长幼有序、孝悌为先”等规矩,直到今天仍恒定不变。读经,无异于用中国优良传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把纯真诚信的尺子。
在韩国,曾出现小孩吵架都用英文的情况,政府慌忙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韩文;法语虽被推崇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,密特朗总统任职期间,指路牌却都用英文书写,他有感于本国文化的流失,所以发起保卫法语运动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倡导了华文普及运动,号召国民从小讲华文、保持传统,所以现今我们去新加坡,看到的小商店的名字,都更有中国意蕴,这一点台湾也做得非常到位。从小扎根中国传统文化,是维系和发展当今社会的必需,而课余读经班的兴起,恰好弥补了义务教育对国学重视不够的缺陷,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。
之乎者也:老板也国学
在一则禅宗公案中,老和尚说,如果你的身体是健康的,为什么要锻炼呢?反过来看,当下精英国学班大热,攻读过MBA、EMBA、MPA的老板们,不惜花数万元,打着“飞的”赶来念国学,恐怕正是因为意识到企业运作过程中不那么顺畅,需要“锻炼”吧。
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晓明先生说,国学凝固了中国过去的生活,其中很多在今天依然活着,成为传统,从本质上来说,中国人仍以中国自己的方式在待人接物。目前上国学班的这些老板,是对社会发展更敏感的人,他们并非要寻回国粹,而是想立足于文化根源,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现实———懂过去是为了了解现在。所以复旦的国学班并不要求老板们摇头晃脑读经,而是主要安排老师讲解。
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先生反对将国学热比喻为“吃惯了西餐要来点中餐,吃惯了山珍海味要来点农家小菜”,也不认可将国学班说成“又一个精英俱乐部”、CEO们在同行面前炫耀的招牌。老板们之所以对国学感兴趣,是因为他们追求过西方的资本规则、管理理念之后,强烈感受到:他们来自中国,面对的是中国社会;同时,他们需要领会他们的管理对象、竞争对手,需要建设企业文化;而且,他们自己也需要安身立命。人文修养不会直接产生功利效果,而金钱带来的成功也并非他们真正渴望的。在西学里,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的明天,所以才会走出100多年来对西学的盲从,学着从本国的智慧遗产中寻找解答,这绝不是对阳春白雪的附庸风雅,它标志着我们民族的进步。
书生意气:大学读经族
大学校园学术气氛浓郁,环境幽雅,是现代都市中得天独厚的读经圣地。那些对古典文学兴趣深厚的学生,或静坐书斋与古人直接对话,或同三五好友谈经论典,或向前辈师长请教辨难,各有一番不为旁人所知的趣味。
大学读经族几乎都是理想主义者,通过悉心读经,他们对人生问题有了精神寄托,对社会问题有了责任感,即所谓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”。虽世代更迭,古今人性不变,经书中的人生观、处世哲学因而具有恒久的价值。比如《论语》这部抒发人生感悟的大书,当中的“有德之言”令读经者在面临困境时回想起来,不由得满心敬佩。在读经的过程中提高修养,在更高的修养中继续读经,看似艰深遥远的读经成为一种乐趣,他们的宁静心态在喧哗浮躁的现代社会中实属可贵。
左宗棠曾讽刺说,读了很多经书而不去身体力行,无异于一只学舌的鹦鹉。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是古往今来读经人的共同理想。大学读经族通常都为人周正、较真,会慷慨激昂地品评时事,也懂得自律自控,不屑做社会的蛀虫,或家庭的“啃老族”。一有机会,读经族们会向旁人演说读经的种种妙处,或者教亲戚朋友的小孩背诵古代经典。有些人甚至写得一手好旧体诗,从他们笔下,雄壮的唐诗、秀丽的宋词、典雅的小品文绵延至今。
——《申江服务导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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